擅长临床研究白癜风的专家 https://m.39.net/disease/a_5951583.html兴化陈麟德
内容摘要：赵宋之世，修文偃武，改革科举，贫富一视同仁。立祖训，定国策，不戮文人士大夫及谏者，给予尊重并厚待，华夏文化造极于世，成为历史上最文明的时代。乡贤施耐庵《水浒传》主题并非对北宋崇文抑武的形象否定。
关键词：赵宋修文偃武祖训国策文化极致水浒传
一
历经半世纪有奇的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分崩离析的五代十国以后，赵匡胤一条哨棒打下四百八十座军州，屡立战功，擢任殿前都点检掌控后周军权。世宗柴荣驾崩，七岁少子宗训继位，是为恭帝。主少国疑，人心思变，匡胤乃与其弟匡义、心腹幕僚赵普密谋，藉口北汉与辽会师南侵，率军从京城汴梁出发御敌，兵次陈桥驿，“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宋史·太祖纪》）以黄袍加身，罗拜呼万岁。一场伏尸百万血流漂杵的军事政变，以周恭帝禅让黜为郑王、赵匡胤应天顺民即帝位而嬗变。旋改国号为宋，是为宋太祖。延续周世宗先易后难，先南后北以实现南北统一的战略方针，先后灭荆南、后蜀、南唐等。鉴于“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后晋大将安重荣语，见《新五代史·本传》）武官干政，养痈遗患，前车之鉴，讵可或忘！太祖乃与赵普襄赞定策，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于是召宴禁军将领石守信等劝导释去兵权，说服王彦超等解去节度使职务。改任文官知州主管某军州兵政、民政事务。增设通判，共同处理政务，统一收取地方赋税，杜绝割据的经济基础。中央设枢密院握调兵权，选各地厢军中之壮勇者至京师充禁军，强国家而弱地方。实行更戍法，不断变换防地，兵将分离，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将不得专其兵。自此，拥兵自重的藩镇割据绝迹于历史舞台。然而，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有宋一代，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尚书·武成》）却积贫积弱，不断遭遇外夷侵叛。辽、西夏、金、元胡骑长驱纵横数千里，从塞北而江南，中原涂炭，子女玉帛，洗劫一空；和璧隋珠，化为乌有；雕梁画栋，毁损殆尽。当然文官治军也有威振华夷的，如范仲淹、韩琦久历戎行，多谋善断，时称“韩范”。边人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呼范公为“龙图老子”，夏人则相戒不敢犯曰：“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军事与外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富弼使辽，维护北宋尊严，谋动三国，奠定了宋、辽、西夏三国鼎立格局。他临终遗奏还重申停止战争，让百姓休养生息。史家赞曰：“以一言息南北百万兵”。北宋与辽、西夏，南宋与金、西夏并存，三分天下，国家竞争会约束统治者，让他们更加富有“道德感”，稍加收敛为所欲为专恣跋扈之风。
然而，由于徽宗滥封爵赏，“役钱”（代替劳役的税钱）暴涨70多倍，开榷场大购北珠，动用军费无休挥霍，纵情声色，尊崇道教，大办花石纲，劳民伤财，当了26年太平天子，“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主修《宋史》之脱脱语）钦宗战和首鼠两端，有如杨家将那样忠勇报国的李纲、宗泽、种师道却黜退不用，英雄无用武之地，报国无门，壮志难酬，酿成靖康之变，二帝蒙尘，皇亲、官员、宫女、工匠、医师、艺人被俘虏达名。大量金银、丝帛、布匹、玉器、古玩、图书、药材被掠。《呻吟语》记金官强暴宫女多奸毙，三位公主或遇害、或自尽。翌年夏，二帝由燕京押往上京阿骨打庙，二帝二后被勒令脱去袍服，仅着内衣，身披羊皮，手持羊毛绳进幔殿，恭敬地将羊绳递金帝，为牵羊礼，愿像羊受任意宰割。仪式结束后，钦宗朱皇后自缢遇救复投水自尽。赵佶受封昏德公，赵桓受封重昏侯。后移五国城，郑太后去世，皇子、皇孙死者过半，北宋竟亡于金人之手。高宗南渡，疆域虽失一鼎足，然竟偏安江左达年。南宋“三忠”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忍辱负重抗蒙元，终不敌。陆负帝昺蹈海死，宋亡。近年的帝基隳于一旦，文明横遭摧残践踏，令人切齿扼腕浩叹。
两宋亡于金、元，特别是北宋之亡，野蛮战胜文明，破坏性极大，似乎野蛮很可怕，但导致对文明致命一击的往往是文明自身缺陷引发的衰亡。文明为何输于野蛮？当野蛮一方在枕戈待旦时，文明一方却沉湎于软玉温香，陶醉于悦耳弦歌，不能自拔。后者看不透所谓“太平盛世”背后的隐忧，进取心逐渐消失，骄傲怠惰，贪图享受，国胡不亡！
二
班固《汉书·景帝纪赞》：“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宋·陈藻《乐轩集卷八》称：“三代而下，惟汉与唐为盛世”。史家笔下，“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皆云盛世。盛世皆以民为本，“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周初“明德慎罚，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汉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节俭戒奢。文帝“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慎夫人“衣不曳地，帏帐无文绣”；景帝赐民爵、减田租、劝农桑、省官用。唐太宗深知“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贞观政要》）选贤任能，广招贤才，广开言路，严格吏治。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由是官吏多清谨。于是礼法合治，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贞节孝悌等道德伦理与法治秩序结合起来实施，以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汉唐统治者为宋太祖赵匡胤树立了典范。
史称宋太祖赵匡胤对赵普语：“朕今选儒臣，即使是全部贪贿，也比不上五代时一叛乱武臣危害大。”他深知“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防微杜渐，防范弊端。得民心者得天下，马上得天下，当以文治天下，而且要千秋万代，一以贯之，恪守凛遵，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就要为子孙立规矩，定国策。规矩如何立？幸亏叶梦得《避暑录话》有详尽的记载：“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教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戳，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史家不特记载碑文的内容，连如何使用皆交待清楚，“艺祖”（太祖）一言九鼎，金科玉条，帝子皇孙概莫能外。
北宋天下承自后周，赵匡胤与柴荣为管鲍之交，陵谷变迁而贫贱之交不可忘。匡胤、匡义视柴荣子女如己出，京剧《状元媒》就是据史改编而成，足资左证。《水浒传》载小旋风柴进勾结梁山贼人犯事，因家藏丹书铁劵，官府不得加刑，赵氏可谓仁至义尽矣！尤可贵者，不戳文人及谏者。暴秦焚书坑儒，清初大兴文字狱，皆为文化专制主义，千夫所指，不得人心。而赵宋王朝不杀文人及谏者，在中国文明史上形成高贵优雅气质和浓烈的人文气息，成了最后一个辉煌的朝代。
文史学家余秋雨先生知往鉴今地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英史学家牛津大学阿·约·汤因比教授也不约而同地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断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可以这样说：赵宋王朝文治臻于极致。宋太祖身体力行，修文不遗余力。故《宋史·文苑传序》称：“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御制《宣圣赞》：“王泽不衰，文武将坠。尼父挺生，河海标异。祖述尧舜，有德无位。哲人其萎，凤鸟不至”。慨叹孔子在位时间甚短，周游列国未能行其主张，郁郁而卒。作为朝廷对孔子的赞美和惋惜。所以《宋史》评介太祖：“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明开国名臣宋濂一锤定音：“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赵匡胤久历戎行，战场披荆斩棘，治国以文用世。特别推崇博学淹贯满腹经纶的盖代硕儒，据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载：宋太祖称帝后，命宰相赵普“撰前世所无年号，以改今元”，赵交“乾德”，三年灭后蜀，“蜀宫人有入掖廷者”，“阅其奁具，得旧鉴，鉴背有‘乾德’四年铸”。惊以铜镜问赵普：“安得已有四年所铸乎”？召学士陶谷、窦仪问之，窦答：“此必蜀物，昔伪蜀王衍有此号，当是其岁所铸也。”帝羞赵曰：“宰相须用读书人”。改年号为“开宝”。赵少时为吏，读书不多，学养浅薄，太祖劝以读书，晚岁手不释卷。常读《论语》，为相时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殆非子虚。据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载：“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论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宋太祖构筑的朝代是知识大集合、文化大繁荣、文人大崭露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所有读书人以极大的憧憬，极厚的待遇，极高的礼遇，宋初恩荫泽及子弟门生。读书人在这个环境中能够清晰地找准个人位置，适时地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充份发挥士大夫的聪明才智，必将给整个社会带来无穷无尽的活力，若当春草木，回苏有望，欣欣向荣，勃勃生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载：开封城内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张择端根据周邦彦《汴都赋》绘制出城市风俗长卷《清明上河图》描绘汴河两岸物阜民丰、兴旺繁荣的景象就是最好的见证。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记录北宋初汴京盛景，“举目则青楼画阁”，即使北宋末季徽宗时，从汴梁元宵盛况看依然是歌舞昇平的繁华景象。君不见宋·无名氏《鹧鸪天·上元词》云：“日暮迎祥对御回，宫花载路锦成堆。天津桥畔鞭声过，宣德楼前扇影开。奏舜乐，进尧杯，传宣车马上天街。君王喜与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南渡后，临安堪与汴梁比肩。据吴自牧《梦梁录》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两京之盛自不待言。有宋一代，农民人均耕地达10亩以上，宋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这个高度。宋粮食产量比唐高30%，人口唐万，宋达1亿。10万人城市唐10座，宋超50座。
汉学家谢和耐称宋代的中国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城市化、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等方面超世界任何地方，它有理由把其他地方看作蛮夷之邦，风雅富庶的宋是地上的天国。西人笔下谅非过誉。
据沈括《梦溪笔谈》载：“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赵普用心良苦，旨在引导太祖从根本上认识到混乱之后民心思治，偃武必先修文，尊重读书人，而修文的前题是确保文人士大夫的生命安全，切切实实说到做到言者无罪，并以此作为金科玉律，永不变更，此为赵宋王朝文治臻于极致的根本原因。自太祖始，太宗以后历代圣主明君皆奉之为圭臬。文治的主角是士大夫，宋前有汉唐、后有明清，士大夫献言诤谏而遭戮者并不罕见。明季崇祯帝朱由检动辄廷杖士大夫于庙堂之上，至立毙杖下者，血流殿阁，骨肉横飞，斯文扫地以尽，亡不旋踵矣！而宋代则未见有士大夫及谏官遭戮，贬黜流放或在所难免。
兹以苏轼以例，虽曾眷睐拜翰林学士，然豪放不羁，敢于诤谏，不苟同新法，以诗托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深文周纳，连同为翰林学士、同在浙江为官的沈括（苏外放杭州通判沈任两浙访廉使）均提供苏手书作证，欲置苏于死地。苏秉性旷达，被逮辞母别家时犹数典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入狱后饱尝“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的缧绁之苦。天下之士痛之却环视而不敢救时，已罢相三年隐居江宁的王荆公，连夜上书派人飞马进京呈神宗，“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提醒祖训，重申国策，遂贬苏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史·苏轼传》、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均有详尽记载。坡公虽一贬再贬，然忧国忧民兴利除弊造福百姓之志不少怠。外放杭州治“六井”（相国井、西井、金牛井、方井、白黾井、小方井）、疏西湖、筑长堤（苏堤）；贬黄州写“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阻止百姓溺婴，移风易俗；谪惠州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一》）教百姓稼穑，改良农具；左迁海南澹州写“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为百姓办教育，抄书育人，荣辱沉浮不计。所贬之地，皆穷山僻壤。苏无可奈何地自述：“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坡公贬谪途中曾暂署登州五天知守，也写奏折劝谏加强海防安全、废止盘剥百姓的盐政。留下了“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佳话。他常常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不惧风险、不计毁誉、不辞辛劳、不畏担当，以作文为乐事。清·江逢辰赞曰：“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旨哉斯言！坡公晚岁《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概括自己一生政坛大起大落，三次贬谪，尽力效忠赵宋。无怪乎坡公擅画枯木，虽心灰意冷，然枯木逢春之念犹存。
坡公一生非凡成就得贤内助之力甚多。二妻一妾皆端庄淑婉。原配王弗继配王闰早逝。悼念原配填《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在对亡妻的哀思中糅进自己的身世感慨，能将夫妻之间的感情表达得深婉而沉挚，感人至深。王弗十六岁与东坡结缡，不幸于宋英宗治平二年二十七岁时便在汴京谢世，次年归葬祖茔。遵父训：“妇从汝与艰难，不可忘也”。坡公复撰《亡妻王氏墓志铭》。继配为原配从妹，贤惠大度，但在坡公仕途遭变时力劝丈夫弃文并焚烧书稿，故苏未为之留言语。妾王朝云能歌善舞，因奉佛诗赋含禅意。绍圣元年南贬仅朝云相从，三年夏三十四岁卒于惠州，葬丰湖孤山之上。苏作《朝云墓志铭》《悼朝云》《西江月》：“玉骨哪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花幺凤。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上阕写惠州梅花的风神，下阕追写梅花的形貌。“晓云”乃朝云指代。悼亡词借咏梅略摅发哀伤之情，写梅绾合到朝云身上，容貌与心灵兼美。赞惠州梅花不畏瘴雾，实质上是怀念朝云对自己的深情。末两句更明朗，词贵空灵蕴藉，忌拘于形似，索寞乏神。梅花形象也是朝云形象，两相契合，浑然无迹，把比兴发展到浑然天成，了无痕迹。末回荡一笔点明主题，凄然伤怀之情，溢于言外。
坡公与常州有不解之缘，初到常州作《於潜僧·绿筠轩》：“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雅人深致，跃然纸上。14次到常州，宋仁宗嘉祐二年成进士与同年蒋颖叔（之奇）、单锡、胡宗夫定下卜居常州的鸡黍之约。元丰七年诗案赦免准居常州，喜极而歌《满庭芳》一阕：“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次年抵常，游太平寺、报恩寺赋诗：“碧玉碗盛红玛瑙，井华水养石菖蒲。也知法供无穷尽，试问禅师得饱无”。建中靖国元年7月28日，66岁终老常州顾塘桥畔孙氏馆。受苏词影响甚深的清末词人王鹏运（半塘）言苏词“清雄”。清者明澈洒脱，不泥不隔；雄者，壁立万仞，辟易万人。言古人所未尝言，写时人所不能写，恒有远境。《宋史本传》对坡公评价寓褒誉于针砭之中，似贬而实褒：“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易言之，即江山易改，而眉山公豪放不羁之禀性难移耳，所以陆放翁论东坡：“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放翁题跋卷四·跋东坡帖》）
从苏轼坎坷一生可以看出：赵宋国策不戮文人士大夫，才华横溢博学淹贯之士才得以幸存。东坡诗词文书画俱工，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字与米芾并称“苏米”，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画学文与可并称“苏文”。伟哉坡公，千古一人！
赵宋之世提倡礼乐教化，修治典章制度，相沿不坠。据《宋朝事实类苑·名臣事迹》称，宋仁宗天圣五年，范仲淹在应天府居母丧，知府晏殊聘请他主持府学，“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者，多其所教也”。为了培养人才，首先组织编写蒙学课本：佚名编《百家姓》，以赵为首姓。吕本中编《童蒙训》、王应麟编《三字经》，10岁的柳三变写下《劝学文》：“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宣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宣扬“十年窗下苦”、“读书乐”、“衣锦还乡”的三部曲。隋、唐以来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为官吏，因分科取士，故号曰科举。这种制度兴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年），始置进士科，至唐代又增加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诸科，每年举行正常考试称“常举”，特诏临时考试称“制举”。唐太宗陶醉于以科举制得天下英才为己所用。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载：“（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宋代保留了常举诸科与制举考试。宋神宗熙宁四年，王安石变法时，欲废诗赋，专取策论之议，即以经义代诗赋为考试内容。苏轼非之曰：“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然自唐以来，以诗赋得为名臣者却不少。而策论无规矩准绳，无声病对偶，其弊有甚于诗赋。杨亿文章华靡，为政则无愧忠清鲠亮之士；孙复、石介明经通义，施之政事，则迂阔矫诞之士而己。“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孟子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之所向，天下趋焉。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神宗颔之，后立经义、诗赋二科，并在考试程序上增加了殿试，即考生通过礼部考试，还须赴殿试，由皇帝亲临面试后录取。宋太宗赵匡义的偶像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重视科举制，赵匡义则亦步亦趋。纵览史册，宋朝的科举制度被公认为严密、完备、成熟、有效。宋郑樵在《通志》中说本朝“取士不问家世”，“寒门多出贵子”。科举制始创于隋，唐代定型但不乏弊端。如“行卷”——考生为求推荐录取，而在考前送给达官贵人的个人诗文。如顾况阅白居易诗文后云：“吾谓诗文遂绝，今复得子矣！”“公荐”——公卿大臣向主考官推荐人才。凡此种种对世家有利，贫寒不公。赵宋尚文，当时的文化环境和政治制度，保障了科考的公平。若将宋代科举与唐相比则有明显变化：①开放考试门户，取士不问世家与贫寒，一视同仁。不宁唯是，宋“义学”“义庄”助学寒门子弟，书院给生活补贴，进京赶考的寒门子弟发“公劵”，驿站免费食宿，缩小寒富子弟差距；②废除荐举残余，杜绝名人推荐，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择善而从；③严格考试制度，宋太宗时创立锁院、糊名、誊录并行等制度，减少了考官阅卷时舞弊的可能。时哲赋诗赞之：“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宋朱胜非引前辈诗）；④考试内容多样，进士科考由以诗赋为主转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经义由试墨义（笔答经义）改为试大义（诵读经义）；⑤取士之多空前绝后，两宋，榜，取11万，为唐、五代10倍，明、清4倍。乞丐亦可中进士做高官，宋初张雍乞讨研《诗经》，太祖开宝六年中进士，官至尚书右丞。流浪儿杜衍，抄书度日，真宗时登科，仁宗时拜相。靠友资助的陈升，仁宗时登科，神宗时拜相。谢深甫孝宗时登科，宁宗时拜相。汪激书童汪淑与主人及苏轼、曾巩同中，名列曾之上，金榜题名，皆得金花帖子“黄花笺”，不以为奇。宋代由布衣入仕者占比55.12%，官至一品到三品来自布衣者占比53.67%，北宋末达64.44%，而唐代推行“行卷”与“公荐”，寒门难出贵子，寒门子弟录取仅15.9%。宋代改革科举制度，并非一蹴而就，争论相当激烈，皆择善而从。宋初有人击登闻鼓诉科考评卷不公，太宗纳之。元祐三年苏轼主试，认定榜魁为“苏门六君子”李廌，拆封后而是章援，故范仲淹、苏颂反对密封。包拯反驳文正公：一个人的实际德行很难核实，何况考官未必都能以公心取人，他们“或缘其雅素，或牵手爱憎，或迫于势要，或通于贿赂”，很容易做出不公的事情，故密封势在必行。赵宋惜才、爱才、怜才无所不用其极。北宋科举考试原在八月中旬举行，嘉祐二年（）苏轼、苏辙联袂赴京参试，中途小苏病，韩琦奏称：“今岁召制科之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欲展限以俟”。建议延考推迟廿日，二苏双双高中。后因欧阳修举荐，宋仁宗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宋史·慈圣光献曹皇后列传》）
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宋代科举如此开明，但状元不及唐代多。从唐代武德元年戊寅（）孙伏伽为唐代第一科状元开始，到清末光绪三十年甲辰（）最后一次殿试刘春霖成为末科状元为止，一共出现过名状元，其中唐名状元。宋右文左武，却名状元。其中不乏名人，如吕蒙正、陈尧叟、王曾、王尧臣、李迪、黄裳、吴潜、文天祥等。其故安在？窃以为原因有三：①李唐享国凡年，赵宋享国计年，唐较宋享国多90年；②宋时殿试内容复杂，较唐为难，要求也较高；③赵宋疆域尤其南宋小于李唐，辽有进士甲、乙科，金设进士科和女真进士科，两宋科举人才来源层面缩小，故宋状元较唐为少，然含金量却高于唐，著名文人辈出，较唐为多。
科举制度迄至光绪三十一年（）始废，历时年之久，堪称中华民族之国粹，为封建制度遴简人才起过重大作用。大宋官员有三分之一以上是通过科举选拔的，北宋71名宰相中，不是科举出身的只有3人。由于科举制度相对公平，因而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选官制度，士人们得以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所以大臣们犯颜直谏，无所顾忌。加之皇帝大度包容，既不刚愎自用，也不钳制言论，这就保证了北宋朝廷在大多数时间里皆风清气正。名相王曙任西京留守，欧阳修、尹洙等恃才傲物，前任钱惟演迁就，曙申饬之，欧反唇相讥。王曙任枢密使后首荐欧公到馆阁任职。晏殊平日好贤，乐于奖掖后进，范仲淹、孔道辅、欧阳修等皆出其门，庆历时为相，提携范仲淹、韩琦、富弼、宋祁、梅尧臣、欧阳修，半辈太平宰相。炫富不失文雅。文章赡丽，尤工诗词。《浣溪沙》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无情与有情交融，为脍炙人口的名句。词与欧阳修相甲乙，世称“晏欧”。欧阳修步乃师晏元献之后尘，不限资品，但择有才，很有才量。宋仁宗嘉祐二年至礼部试得阅苏轼文，擢置第二云：“我当避此人出一头地”。苏辙、曾巩及“北宋五子”张载、程颢皆得朱衣点头。此次共录取人，被誉为“千古第一榜”。欧公叹曰：“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欧掌政时，亦荐用王安石、苏轼、曾巩等。英宗在藩邸即仰慕坡公才华，承大统后拟召入翰林院草拟制诰，韩琦不从，帝曰：“且与修注如何？”韩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帝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苏两策论列三等，授直史馆。轼闻之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赵宋崇文自太祖发轫，立规定策，太宗继之。据叶梦得《石林燕语》称：“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艺文，而琴棋亦皆造极品”。常赋诗赐臣僚，如赐大事不糊涂的吕端《钓鱼诗》，以吕喻姜尚。在位时编辑古书集《太平御览》、诗文集《文苑英华》、小说集《太平广记》，真宗编类书《册府元龟》。为研究音韵，陈彭年等奉诏编《大宋重修广韵》。太宗虽日理万机，却以读书为乐。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文儒》载：“太宗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阙，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宋仁宗赵祯13岁为帝，在位42年，执行文治靖国的“祖宗之法”，改革台谏、科举等制度。执政时精神宽松，文学艺术发达。“唐宋八大家”中六位，“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皆得重用，火药见于《武经总要》，指南针、活字印刷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天文学家、药物学家苏颂等，人才辈出。破格任用士兵出身的大将狄青为统帅，平定了侬智高之乱。有先进的政治运作机制，分权制衡，独立台谏，名臣犯颜诤谏，敢廷争面折，无所顾忌。天圣七年，范仲淹直陈仁宗不可在朝堂为秉真宗遗诏而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祝寿，连推荐他任祕阁校理的晏殊也怒责范，范称：“我受明公推荐，常常担心的只是自己不能以危言危行而负公望，害怕因此而玷污您的声名。想不到现在还会因为正直得罪于门下”。翌年，敦请章献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明道二年，与孔道辅伏阁谏阻仁宗废郭后。景祐三年，范任开封知府，向仁宗进《百官图》，吕夷简责范“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贬范及其友余清、尹洙、欧阳修出京师，范“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岂独世所非，千载成迂阔”。范乃“有犯无隐”，敢于廷争面折的“迂阔”诤臣。苏辙也对仁宗直言：“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颍滨遗老传上》）不特敢谏，亦善属文，乃兄坡公称其文“汪洋澹泊，有一鸣三叹之声。”（苏轼《答张文潜书》）仁宗朝大臣，不仅对明君直言诤谏，对同朝大臣甚至过从甚密的挚友皆不徇私情，无私弹劾。《宋史·包拯传》载：“张方平为三司使，坐买豪民产，拯劾奏罢之；宋祁代方平，拯又论之；祁罢，而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弹张有以权谋私之嫌；劾宋，因宋祁之兄乃宰相宋庠，含旁敲侧击帝相任人唯亲之深意。而仁宗为表示善纳诤谏，让包暂充三司使。三司使总揽财政收支、租赋及盐铁专卖之财政大权，包代理时进行改革，“特为置场和市，民得无扰”，因而得授实职。欧阳修《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以“蹊牛夺田”罪轻罚重，从中谋利劾包，而包确无纤介私欲，为国计民生无敢徇私枉法。
仁宗坚执自守之道：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张贵妃伯父张尧佐想做宣徽使（皇家总管），否决后下旨任命，包拯坚决反对。这个动议不是早就否决了吗？皇上怎么可能推倒前议？包“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朱弁《曲洧旧闻》）帝收回成命。太监寝宫梳头，谏官建议减少宫女和侍从，仁宗拟采纳，梳头太监云：“倘若采纳，请从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仁宗立即喊主管，将梳头太监及29名宫人清退，拒谏忠言者不留在身边。南宋陈亮《中兴论》称：有人劝宋仁宗独断专行，帝答：“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讲“宪度”，重“廷议”，含“无为而治”。可见，仁宗尚能克制感情与偏好，势要与孤寒子弟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称：宋仁宗赵祯在李师锡改京官时详询背景，师锡乃当朝重臣李维之子，节度使后为枢密使王德用的外甥女婿。“保任之法，欲以尽天下之才，今但荐势要，使孤寒何以进”？在位后期，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相继为相，欧阳修参知政事，包拯为枢密院副使，司马光知谏院，集精英于一时。北宋皇祐进士吴处厚撰《青箱杂记》，记朝野见闻，风俗制度，记中称“皇祐、嘉祐中，未有谒禁（私宅免见），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嘉祐三年谒禁后，“任事蔑残刻之人，决狱多平允之士”。现“嘉祐之治”。论者以为“甚盛之时，远过汉唐”。驾崩，“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哭曰：“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可见仁宗并非对西夏、辽一味屈辱求和，欲以仁义感化之以服其心。年后的乾隆帝佩服唐太宗、宋仁宗及康熙，不失为一家之论！《辞源》、《辞海》等权威工具书对宋仁宗不乏微词，实不敢苟同。
赵宋王朝不特立祖训、定国策保障文人士大夫的生命安全，而且给予百官最优厚的俸禄，在历代封建王朝中首屈一指，月薪饷最高达—贯（一贯为千文），除俸钱外，还有禄米等物资和补贴。赵宋大小官员皆锦衣玉食，生活奢华，连寇准都被称为豪华宰相。京剧《罢宴》据《宋史·寇准传》演义而成。一般官员俸禄是汉代的10倍，清代的2至6倍，赵宋宰相官方收入大约至少是朱明首辅的5倍以上。以欧阳修为例，退前任观文殿学士、太子太师、知蔡州府，每月俸禄55贯，外加“贴职钱”80贯，“公使钱”贯，“薪炭钱”3贯。每年可领10匹绫、30匹绢、50匹绵“衣赐”，亩“职田”。冬至发年终奖，赐宴时赏鲜花、绢罗花，宰相、枢密使大花18朵，栾枝花8朵，余官按品级递减。赐食物按官品，宰相、亲王、使相、枢密使得5只羊、2石米、5石面、2斗米酒，知枢密院、宣徽使米减至1石。观文殿大学士、学士、三司使、三师至大夫、管军节度使得3只羊、1石米、3石面、2斗糯酒，余官按品级递减。帝除夕赐门神、桃符，间或赐诗，“淳化五年上（宋太宗）制元旦、除夕诗各二章赐近臣”。由于俸禄优厚，宋代贪官污吏极少。加之帝王三令五申，警钟长鸣。宋太祖首颁《官箴》：“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太平兴国八年，宋太宗又命名《戒石铭》，刻石立于各府州县衙门之中。南渡后仍一脉相承，《宋会要辑稿》载：宁宗嘉定八年八月廿七日令：“诸路应差官吏，须择清廉介洁之人，除批卷之外，其余馈送并不许接受，比以赃论”。与此相辅相成的还有家训：包拯训示：“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拯子）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吴曾：《能改斋漫录·包孝肃公家训》）宋代官俸优厚，固有奢靡挥霍者，亦有若范仲淹克己助人者。据钱公辅《义田记》：范文正“方贵显时”，购田扶族贫，“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择“族之长而贤者”管，“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公虽位充禄厚，而终贫其身”。己葬费均未留。《宋史·范仲淹传》亦载有“景祐初仲淹置义田”，“以赡族人”。笔者游苏州天平山范文正公祠时获悉，范公“义田”一直传到抗战前夕，惠泽余载。朱熹赞曰：“范公乃天地间第一流人物”。的评也！
赵宋弘文。皇亲国戚皆不遗余力，为国策增辉生色，彰显文化魅力。北宋元祐二年，英宗王诜驸马仿东晋“兰亭之会”举行“西园雅集”，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李公麟、米芾、刘泾、蔡肇、李之仪、王钦臣、郑嘉会、陈景元、圆通大师（日本）等赴会，李公麟绘《西园雅集图》，秦少游赋《望海潮·洛阳怀古》：“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米芾撰《西园雅集图记》：“嗟乎！汹涌于名利之城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姿、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览者，不独图画之可观，亦足仿佛其人耳”。千古传为佳话，赵宋崇文之盛可窥一斑而知其全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长短句的词，虽始于中唐，然宋仁宗之世，慢词（依曲调舒缓的慢曲填写而成）肇兴，“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清·查礼《铜鼓书堂遗稿》）赵宋之世，填词蔚成风气，“苏辛”之豪放，柳永、秦少游、李易安之婉约，皆音节铿锵，收放张弛，冠绝一时。填词按曲调，可配合音乐来歌唱。每次宋仁宗饮酒作乐，一定要让宫女唱柳词来助兴。仁宗还直接给柳永取了个“奉旨填词”的名号。但婉约与豪放风格迥异，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称：“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如何？’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更有盛者，据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称：金主完颜亮读到《望海潮》中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对西湖羡慕不已，起了“投鞭江东”“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念头。南宋末谢处厚深怪柳三变作词招祸，赋诗埋怨。“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
不特宋人诗词书画、宋版古籍、宋瓷器皿令人击节赞赏，即佛教文化亦别具一格，劝善戒恶，泽及万物。宋·周密《武林旧事·浴佛》：“是日，西湖作放生会。舟楫甚盛，略如春时小舟，兢买鱼、龟、螺、蚌放生”。坡公即景生情：“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两岸开”。饮食文化更是千载独步，令人叹为观止，不忍下箸。宋·陶谷《清异录》载：尼姑梵正善烧菜，重味究型，菜菜皆景，一桌菜就是一幅立体的山水，能把王维的《辋川图》搬上餐桌，把菜肴做成“群山、树林、楼阁、水榭、舟楫、流云”等意象，丰满大气，尤为雅观。赵宋文化登峰造极，无与伦比，信夫！
三
“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相济，而后王业成”。这是罗贯中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三国混战局面后总结出的治国方略。赵匡胤虽一介武夫，然深知武定国后必须文安邦。国将兴，则必尊师而重傅。于是，立祖训，定国策，崇文抑武，重用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之尝试。崇文实非易事，必须持之以恒，敬之、礼之、保之、护之、尊之、重之、厚之、爱之。包拯仗义执言，唾沫星子溅到仁宗脸上概不计较；苏轼恃才傲物，只能贬不能戮，戮则失民心，损民意。宋徽宗乃北宋亡国之君，北狩后犹令武义大夫、阁门宣赞舍人曹勋带回口诏：“（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然要当知而戒焉”。（《纲鉴易知录·宋纪·钦宗皇帝靖康二年》）国可亡，而史不可灭，青史幸未成灰，足昭炯戒。赵宋用心良苦，华夏文化造极于世殊为不易，必须倍加珍惜、呵护。发扬光大者芳流千古，摧残损毁者必遭唾骂。宋高宗为后世所诟病，不特纵容贼桧戕害岳武穆，更违祖训，背国策，听信贼臣汪伯彦谗言，斩上书请用李纲之太学生陈东、布衣欧阳澈于市。后虽悔悟，追赠陈东祕阁修撰，然罪实难逭。青史褒贬，不可更易。所誉依已成，所毁依已败。赵宋文化造极于世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闪光点，千秋万世熠熠生辉。
近读邯郸文史学院教授蔺九章先生发表于《菏泽学院学报·水浒文化研究》年第６期的《对北宋“崇文抑武”国策的形象否定——〈水浒传〉主题新论》，除不敢苟同外更提出质疑。北宋抑武是宋太祖赵匡胤结束藩镇割据拥兵自重的混乱局面后应运而生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有效措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而抑武之后必须崇文，崇文带来的后果是华夏文化臻于极致，超越汉唐。负面影响是积贫积弱，不断遭遇外族入侵。只能说崇文抑武国策不够完善，并非尽善尽美之举，利大弊亦不小。蔺文称“‘崇文’社会里主要活跃着三类官员：无法无天型、为所欲为型和穷奢极欲型”，试问那些著名政治家若范仲淹、王安石、苏轼、富弼、韩琦、包拯、司马光等属哪种类型？恐怕哪种类型都沾不上边；“‘抑武’世界里主要有两类武士：行侠好义型、受害受压型”，试问那些抗外族平叛乱手握兵柄的将帅如韩、范、狄青、李纲、宗泽、种师道属哪种类型？须知民间武侠与朝廷将帅不同，武侠是布衣有武艺，见义勇为，肯舍己助人的人；将帅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风云人物，切莫混为一谈。蔺文危言耸听称：“北宋王朝武士一空，武魂尽失，国无折冲御侮之人”。且不谈从士兵到统帅驰骋沙场平定侬智高叛乱的狄青，单西羌闻“韩范”之名丧胆，富郑公使辽折冲尊俎，不辱使命，就称得上威震华夷，何空、何失、何无之有！有咤叱风云中流砥柱之将相，其谁曰不然？岂可一叶蔽目，不见泰山！《水浒传》揭露腐朽封建社会的罪恶，奸臣当道，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各路英雄从聚义、壮大到接受招安而失败的过程。与崇文抑武国策北辙南辕，势若风马。作为施耐庵故里兴化的后学，一定要为施翁鸣不平，决不允许臆测、杜撰、曲解，乡贤创作意图，以莫须有强加于乡贤名下，偷天换日，乃学术研究之大忌，且有逻辑紊乱之嫌。是否有当，幸高明裁之！
主编：潘瑞凯
责任编辑：徐路平
